清末年间，朝廷统治势力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全国，由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阶级在金田村发动起义，历时14年，与清朝贵族势力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杀。

这其中“闯王”李自成和天王洪秀全，最为大众所熟知。但随着历史的推进，人们逐渐冷静下来，对这两位的所作所为逐渐产生了质疑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先来拿李自成来说。

夺帅加冕

“闯王”本是明末起义农民领袖高迎祥的名号，李自成曾在其麾下作为一名将领，因其勇猛有胆识，受到了诸多首领部将的赞赏，后来高迎祥牺牲，李自成继续承其遗志，率部杀敌，并自称“闯王”。

早年因其家境贫寒，又遇灾荒连年，食不果腹，遂跟随农民军揭竿而起。李自成因其杀伐决断，英勇果敢，起义后迅速成为农民军势力的核心人物。

1629年到1634年的五年间，李自成率部自汉中逐渐向京师逼近。崇祯帝慌忙应对这股突如其来的起义势力，但大有“愈剿愈晟之势”。

1644年一月，李自成在西安称帝，定国号为“大顺”。与明朝军队鏖战两月后，一举攻入紫禁城，明朝就此灭亡。

李自成是个英勇善战，刚正不阿的人，但要进京当皇帝，他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。在对待明末遗留官员的政治举措上，他明显是“毫无情谊”可言的。

1644年3月27日，李自成突然“下诏”，命令京内所有明朝官员，按等级大小排序，限时追缴财产。城中的农民军开始严刑拷问明朝官员，四处抄家，以“追赃助饷”。

此期间城中各处多有惨事发生，光是用来处刑的夹棍就连夜做了5千多具，城内的恐惧气氛陡然加深，后来逐渐成为一场掠城之战。

这种行为激起了民众的不满与愤怒，而由于多日的抢夺，大顺军内财务出现混乱，官兵上下渐渐出现了裂痕，导致军心涣散，北方的吴三桂趁势引清军入关，几场大战下来皆以农民军的失败告终。就这样，李自成带着他的皇帝梦，匆忙逃离了北京。

“天王”的江山

接下来再看“天王”洪秀全。洪秀全被后人谑称为“有文化的土匪”，此言的确不假。

洪秀全的凄惨前半生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，后世有人感慨，如果当时的考官能网开一面接纳这位老童生的话，或许就能让近代中国避免一场大灾难，从而彻底改写历史。

总之就是，洪秀全对世俗社会有一定的认知，只是把知识转化成宗教用于网罗大众，为后续的“基业”提供力量的培植温床。

从创建“拜上帝教”收集信徒，到起兵发动金田起义，最后定都天京。洪秀全广交天下豪杰，并使其成为麾下的能臣干将。

冯云山、萧朝贵、杨秀清、包括后来的韦昌辉和石达开，这些人无论是在初期，还是后续的守卫战中，都是洪秀全最得力的助手，以致清朝倾其全国之力对其围剿，仍能矗立10余年之久。这个人事搭配，在当时俨然是一个割据势力的天团组合。

1853年6月初，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后，集结优势兵力率军西征，直至1856年，已攻克三城，并逐一击溃清军的“江南大营”和“江北大营”。至此，太平天国进入鼎盛时期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由于洪秀全恃功自傲，登基后就基本远离朝政，大权旁落于杨秀清的手上，朝中日益勾心斗角，群臣互相猜忌，最终导致了1856年的天京事变。

此番折腾下来，太平天国元气大伤，天父、天兄体系被彻底打破，这直接使太平军的对外反围剿力量一夜土崩瓦解。即便又出现了陈玉成、李秀成等后起之秀，也无法维持天国的继续。

1864年7月19日，湘军攻入天京，太平天国就此覆灭。

“历史巧合”？

同样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，李自成和洪秀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两者皆是贫农出身，在朝代更迭的动荡时期，生活困苦，受尽磨难，以致能够召集网罗大众起兵造反。

李、洪二人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在鼎盛时甚至能与当朝政治势力分庭抗礼。

这两位领袖建立的都是短命王朝，其实际意义只是当时的一处割据势力，因其自身对待历史和社会认知的局限，最终使政权体系难成气候。

后世评价的演变

如果以客观辩证的态度，去了解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动机的话，他们二人都是反抗阶级暴政的先驱，对我国历史做出了推动的代表人物。

当然这是史学上的论述。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人们逐渐对这两人起义之后的所作所为，产生了思考与质疑。

其一是，两人都是在建立政权之初，被些许的胜利冲昏了心智，做出了一些非常人能理解的措施。例如李自成对城中官员大开杀戒，搜掠钱财，极尽手段掠夺平民百姓。

据《明季北略》记载，李自成入北京后，从宫中搜出内帑“银三千七百万锭，金一千万锭”，“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，锭皆五百两，镌有永乐字”。

再来看洪秀全，他更像是另一个“范进”。他当然没像前者直接疯掉，但封建制度的束缚让他的思想扭曲到了另一种程度。

按照洪秀全的构想，天京城从上到下一律采取“禁欲主义”政策，不许人们通婚成家，把史书经书一并设为禁读物，实际上采取的等级制度，比清朝统治者更为森严和苛刻。

既然作为“一国之君”，必须时刻记住每一分的胜利来之不易，更要时刻警醒自己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古训。做到“前史之鉴，后世之师”。

同时要把人民的实际利益始终放在最前端，这会让投机分子无机可乘，也就无法使制度内的人心涣散，从而为国家的和政权的稳定奠定下良好的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