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爸爸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。”

“我的工作呀，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”

这是国庆档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一段对话。

这个在天上写诗的职业就是航天人。而火药雕刻师就是其中一个。

雕刻师是个很浪漫的职业，可是如果前面加上火药2个字，那这个浪漫就要加上引号了。

火药雕刻师的工作是用刀具，手工将多余的固体燃料剔除掉。而在铲除的过程中，不能产生静电，不能出现一点火花，否则就会引起爆炸。

毕竟，对固体燃料进行微整雕刻，是制造火箭固体发动机极其重要的一环，每一刀下去都决定了火箭的路径。
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有这样一场戏，当厂长问有谁可以将固体发动机燃料药面精度操作到0.5毫米，章子怡饰演的火药雕刻师弱弱地举起了手，小声地回答：“我可以做到0.2”。

这位能做到0.2毫米的人物是有原型的。

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、大国工匠——徐立平。

再危险的工作也得有人做

徐立平是个“航二代”。

父母均是我国第一代航天工作者。母亲温荣书是我国从事火药微整形的前辈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国家大搞三线建设，徐立平的父母先后在四川、内蒙、陕西工作。徐立平出生后也随父母几经辗转。

在父母的影响之下，徐立平将老航天人的精神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

1987年，不到19岁的徐立平技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7416厂固体发动机整形车间从事微雕。

这，也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

对于母亲做的这份工作的危险及确切含义，徐立平很快就深切感受到了。

在车间的第一课，师傅让他们在现场看了点火实验。

巨大的爆炸声、窜起的火苗，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，让这群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目瞪口呆。

徐立平备受震撼，原来，母亲一直从事的就是这样伟大的工作啊。而自己今后将要跟随母亲的脚步，与危险同行。

这个岗位到底有多危险呢？

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侯晓院士曾这样说过：“它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，他每次必须擦上，但是不能擦出火星。他一旦擦出火星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”

正如章子怡在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演绎的：在车间里，她说话、走路甚至连流汗都是小心翼翼的。每天上班，她都担心自己会回不来。

见到这份工作的“真面目”后，有同学打了退堂鼓。而徐立平却毫不退缩。他相信，只要心存敬畏之心，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，胆大心细，就不会有危险。

徐立平跟着师傅从最基本的拿刀、推刀学起。

在练坏了30多把刀后，徐立平对于下刀的力度、角度以及切削的准度的掌控，达到了一刀准的程度。

在34年的实际操作中，徐立平一直严格按照规定去做。但是再小心，也免不了有意外发生。

那次，可能是刀具不慎碰到了发动机金属壳，瞬间引起发动机剧烈燃烧。车间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和徐立平同年进厂的同事当场牺牲。

这是徐立平第一次见到身边熟悉的人因这项工作丢了性命。多年过去，每次提及这次事故，徐立平都不禁哽咽。

但徐立平从没知难而退。

他深知，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药面整形是项世界性难题。

再精密的机器也没有人的手指灵活，有些工作，就必须靠人手的精雕细刻去完成。

而他一直愿意成为这个人，“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，是一种荣耀。只要这个岗位需要我，我就会一直干下去。”

30余年刀尖上起舞

由于药面整形工作的特殊性，目前，我国从事火药雕刻的人员不超过20人，徐立平就是他们之中的领军人物。

0.5毫米，是国际通用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。

而经徐立平手雕刻出来的药面，误差不超过0.2毫米，那是2张A4纸的厚度，切削下来的药面都可透光。

但这精湛的技艺，是经历了数次磨难才练就的。

徐立平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1岁冒死抢险时的场景。他回忆道“那里面太安静了，除了铲药的声音，只有心跳声在耳边响起，像雷声一样。”

那是1989年，一台火箭发动机在试车前发现燃料面出现裂纹，试车失败，必须拨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原因。

上级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，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，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。

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徐立平，毫不犹豫报了名。

当时，发动机内充斥着浓烈刺鼻的推进剂味道，舱内空间狭小逼仄，1米8的徐立平只能用半跪半蹲的姿势，用木铲、铜铲一点一点地抠挖。

在那种高度紧张又缺氧的环境中，时间长了就会头痛、呕吐。因此，每个人一次只能在舱内呆上10分钟，挖上4、5克药。

而徐立平每次都尽量多呆上一段时间。就这样历时2个多月，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公斤的推进剂，找到了故障原因。

这次任务完成后，徐立平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，他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。那时，他刚结婚一年。

经过很长时间高强度的康复训练，徐立平才能重返工作岗位。但是因为推进剂毒性，他头发掉了许多。还因为常年保持别扭的雕刻姿势，他的肩膀向一侧倾斜，无法纠正。

还有一回，发动机药面脱粘，需要人工用木钻在舱体钻孔寻找药面脱粘部位。钻孔的过程中极易产生静电，执行这项任务的人生死一线。

当时，整个工作区域只留下徐立平和他师傅。

他们用木钻一圈一圈去钻开火药，一分一秒都是生死较量。幸好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师徒2人完美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

作为一名火药雕刻师，徐立平犹如在刀尖上行走，想让“行走之旅”更快、更安全，刀具尤为关键。

为此，徐立平经过多次试验、改进，研发了现在的“立平刀”。

这套半自动整形专业刀具的问世，让徐立平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4倍。

这个全世界最会玩刀的男人，将这项工作做到了极致。

他用100%可靠、100%成功，在火药雕刻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

每当看到火箭升空的那一刻，徐立平都为自己的职业自豪。

他刀锋下的成果，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的辉煌。

将时光雕刻成信仰

如今，徐立平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34年，和他同期进厂的同事大多已换岗或离开。

妻子梁远珍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为了我和孩子，你也换到一个安全点的地方去呗。”

徐立平总是回答，再等等。

但这一等就从青葱岁月等到了年过半百。

对梁远珍，徐立平是既愧疚又心疼。

自从梁远珍嫁给他那天起，每天都为他担惊受怕着。

梁远珍曾在采访中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：如果徐立平加班忘记打电话，而她打过去，又一直没人接，她就不放心了。哪怕是在做饭，她都要把火关了，到徐立平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，远远地看到他们在加班，心就安了下来。

如果说对于妻子是愧疚、心疼，那对于母亲，徐立平还多了一层遗憾。

徐立平母亲晚年得癌，在医院做手术期间，徐立平因为工作在大山深处，无法亲自照顾。

生为人子，却在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不能赶到身边。这件事像一块大石头一样，一直压在徐立平心里好多年。

所以，他现在有个心愿，在不忙的时候，能够带着家人出去转转。

除此之外，现在的徐立平仍旧做好微雕工作，只是他更致力于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技术骨干，他将自己所有的经验，编写成教程，毫无保留地教给徒弟。

这些年来，徐立平先后培养出了2个国家级工匠，和无数国家级技师。

让人欣慰的是，徐立平的团队涌现了一批80后、90后，火药雕刻师这个行业有了新的接班人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火药雕刻师的工作是枯燥的、危险的，每一次雕刻都在与死神周旋。

而在徐立平眼里，每一刀下去都是美妙的乐曲，都是在为太空写诗。就像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那句台词：

“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

火箭是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的东西

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

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”

30余年来，徐立平将时光雕刻成了信仰。他一直记得选择这个行业时母亲对他说的话：“要做，就要做好，做到底”。

这9个字说来简单，但做到很难。

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看起来有些无聊，但却有难得的可贵。

徐立平的工作在整个航天领域并不属于高精尖科技，但他就是秉着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”的工匠精神，不断书写我国固体燃料发动机微雕的传奇。

他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的力量，理解了什么是工匠精神。

我想，只要我们能够倾一生的时光与精力、执着与追求，来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，做到完美，做到极致。

那么超越梦想就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徐立平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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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|鸢儿】

【编辑|丹尼尔李】

【排版|毛毛雨】